因為我人在美國，沒有婆婆媽媽在身邊幫忙，也沒錢請奶媽，兒子出生後可說是我自己一個人帶他，唯一可以換手讓我喘息一下的人只有老公。剛開始以為只是弄一個小奶娃，我一個人應該沒有什麼問題。沒想到自己一個人搞，從早到晚，餵奶、換尿布、哄睡、陪玩，還要打掃家裏、買菜、張羅三餐，居然累得我東倒西歪。每天從下午四點鐘就開始每五分鐘看一次時鐘，盼老公趕快從辦公室回家。但老公這慢郎中在辦公室總是有一大堆事，每天回到家都七點接近八點。這時我當然沒好臉色給他看，因為我還要把孩子交給他，然後去張羅晚餐。待我們吃完晚餐都九點接近十點，這時孩子又回到我的管轄責任區，餵奶、刷牙、換衣、哄睡。等到一切都擺定，我也累癱了，我們夫妻倆沒有多餘的力氣說話便倒頭大睡。
這種情況持續久了，我的心情越來越低落，和老公的關係也越形惡化。於是我們之間的爭議總是比誰的工作量比較大，比較辛苦。他說他辦公室的工作收入支撐我們一家開銷，他不能放下一大堆未完成的工作就回家；我說我整天就在家團團轉，一兩年來連個完整的覺都沒睡過，像個行屍走肉一般。這時，他又有一大堆疑問，說人家生兩三個或四五個孩子要怎麼辦？古代人沒有洗衣機要洗一大堆尿布怎麼辦？還有女人要背孩子下田耕種，那又怎麼辦？我則回以我又不是古代人，不要問我這些無意義的問題。於是我們的爭議總是沒有任何建設性，我自己也很納悶為什麼古代女人那麼能幹，而我卻那麼柔弱不堪。
我這新科媽媽的滿腹委屈與憔悴最終是不敵我的好友瑪德倫的法眼。她是個有經驗的媽媽，家庭、孩子、與她自己事業都打點得穩穩當當。她一聽我述說我和老公的爭議，便一針見血地說：「喔！黛麗，你的先生以為他娶的是會下田種地，劈柴生火又什麼都不問就生七八個孩子的女人嗎？不是的。妳的手是用來拿筆寫作，妳的腦袋一輩子所受的訓練是思考與創作，要妳一天到晚煮飯燒菜、帶孩子，沒個休息，那是要妳變成不是妳！如果妳不快樂，妳的孩子也不會快樂。我也不知道妳老公怎麼會快樂？」這時她的大鬍子先生高登也在一旁點頭並說：「妳需要
帶著對自己新的理解：我並不是柔弱無能，我只是所受的訓練不同；我的快樂與否是很重要的，我不能再壓抑自己在知性與精神上的需求，我回到家和老公展開一場嚴肅的討論。他在我說之以理，動之以情的論述下，說了一句良心話：「對啊！妳是應該有時間讀書寫作，發揮妳的專長。妳一直是我心中的仙女，一坐下來就援筆立就，揮毫成書。」我被他這麼一說，倒有點不好意思，但一想到我殷殷思念，急欲重拾的寫作閱讀生活，也就厚臉皮地接受老公的大帽子。於是我們擬定計畫，約定星期一、三、五晚上是老公值班，星期二、四、六晚上是我值班。值班的人負責陪孩子玩，帶孩子睡覺。沒值班的人可以有一整個晚上做自己想做的事：去健身房運動、在家讀書寫作、出去和朋友聚聚聊天、或只是和朋友好好講一通電話。
這個計畫剛付諸執行時，情況可說是一蹋糊塗。有時候我上完瑜珈課回家，發現老的小的都還沒吃晚飯。我問老公他們整晚在幹什麼，他說：「玩啊！」有時我去和朋友聚會，回到家發現已過了孩子上床時間，孩子卻還沒刷牙換衣，精神奕奕地在屋子跑來跑去，而老公卻癱在沙發上眼睛直直地盯著電視。有時我把自己關在書房上電腦回伊媚兒，孩子就在房門外大鬧要媽媽，吵得我什麼事也沒辦成。
於是我必須和老公重新評估整個計畫執行品質，讓他看到為何我值班時一切天下太平，而他值班時卻天下大亂。老公不好意思，只好承認帶孩子這工作的確不簡單，比上班還難一百倍，而他必須學習許多管教孩子的招術才能把孩子搞定。於是我們這個輪班帶孩子的計畫在秉持著「革命尚未成功，同志仍需努力」的共識下再度出發。
雖然老公同意再努力，但沒有我在後面的鞭策還是不行的。沒值班的晚上，我必須在書房裏眼盯著眼前在做的事，耳聽八方。聽老公有沒有「偷吃步」用看電視打發一個晚上，聽兒子晚餐有沒有不好好吃，聽父子倆有沒有逾時不上床。至於兒子來書房門口大吵，我一律不理，由老公負責將他勸退。若不聽勸，我告訴他其後果就是明天還是爸爸陪他，或明天的明天還是爸爸陪他。父子倆一聽這發落，驚得非同小可，便連袂落荒而逃。於是，時間久了，兒子知道不該在我陪他時去鬧他爸爸，而在他爸爸陪他時，來吵我也沒用。
經過幾個月的磨練後，老公和孩子都有了長足的進步。三歲的兒子每天看天色昏暗時，便問我：「媽媽，今天是妳陪我還是爸爸陪我？」若我說：「爸爸！」兒子便開始排出他晚上想和爸爸玩的玩具，通常是男生愛玩的飛機、火車、航空母艦之類，準備和爸爸大玩一場。若是我陪他，他便去找他想唸的書，等我唸給他聽。而老公則因為和兒子過招多次，帶孩子的招術越來越進步，以前弄孩子吃一頓飯弄得他人仰馬翻，現在則輕而易舉。漸漸地，我在書房可做的事由唸一下報紙進步到可以看長篇章回小說，現在甚至可寫一篇短文了呢！。
這個輪班制度上軌道之後，我和老公都深受其惠。我們不僅和孩子有高品質的時間(quality time)相處，也各自有各自的時間與空間整理自己的思緒與情緒。我和老公常常感嘆這個方法的美妙，並奇怪我們怎麼沒早點兒「發明」這個方法。因害怕有人和我們一樣沒想出這個方法，而走一段冤枉路，老公和我常常對朋友鼓吹這個分工的方法。但出乎意料之外，我們所收到的回應居然中西大不同。我們的中國朋友大部份對這個方法露出疑惑或不可思議的表情。
有一次我們回臺灣，大學同學會上大家見面好不高興。當先生提起我們的分工制度，我一位同學的先生面露不悅地轉向我，粗聲粗氣地質問：「妳要他回家幫妳帶孩子啊？」我當下的反應是：「幫我帶孩子？那孩子不也是他的嗎？」當下在座的其他朋友都噤聲不語，看來是沒人想介入這場男人與女人的戰爭，我也不好再多說什麼。
反觀我們的美國朋友，只要我們有提起這個分工制度，他們都一副「那還用說嗎？」的樣子。兒子同學的媽媽瑪莉莎聽我說起我們家分工的方法，很肯定地說：「當然！妳不用等到兒子十八歲離開家後才開始寫妳第一本創世巨著。妳要現在有空就寫，每天一頁也很了不起。到妳兒子離家去上大學時，妳可能已經出版五本書了。」我聽了哈哈大笑，心中很是覺得「吾道不孤」。
更絕的是，有一次我和對面七十多歲的鄰居瑪姬提到我星期四要值班看孩子，沒辦法和她去參加蘭花協會的聚會。瑪姬不假思索地便說：「
留言列表
